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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唏嘘的包头市人大监督司法案件第一例

时间: 2020-05-16 12:05 作者:江西新闻网 来源:未知 点击:

   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采访了一起由天津市仲裁委仲裁、由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由包头市人大进行司法监督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就这么一起人大积极监督、法院积极认错的案件,实际效果却令人唏嘘。

一封人大交办函

2010 年 11 月 8 日,转让人王某与受让人康某就 11000 万元转让包头市宏源公司股权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协议生效当日,康某向王某支付定金 2000 万元。在协议约定的一个月内,又向王支付了5000 万元,合计支付了7000 万元转让费。此时, 王某也履行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及印章、部分证照交接的合同义务。

但是,王某一直未按协议第七条“甲方必须保证乙方在付款柒仟万元后可以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的规定,向康某交付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件,导致康某虽取得宏源公司的股权及全部公司资产却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直至 2016 年康某自己申请办理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下发后,公司才得以正常生产经营。

不过,即便王某先行违约,基于双方是好朋友的关系,康某仍于 2011年11月1日向王某支付了 1500 万元,至此,康某共计支付王某股权转让费 8500 万元。

康某说,此时,他和王某还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康某不再支付 2500 万元尾款,康某也不追究王某无法提供安全生产许可证导致公司未能及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

后来,王某也确实一直未向康某主张过2500万元股权转让尾款。

可是,2014年年底,康某突然收到天津仲裁委的电话,王某通过申请仲裁来主张康某的2500万元尾款。康某联系王某,发现电话已被王某拉黑。

王某申请仲裁的依据是一份康某从来没有见过、却有她和康某亲笔签名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上写着康某必须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2500万元尾款,否则就要承担违约责任。还写着,若发生争议,由天津仲裁委仲裁解决。王某申请仲裁的日子,卡在了这份充满争议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仲裁时效的最后一天。

仲裁法庭上,康某指出,王某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中首先违约,康某迟延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并与其口头合意免除双方剩余义务有合理依据。

康某同时指出,王某提交天津仲裁委的《补充协议》他连看都没有看过,是王某一手伪造的,应对这份关键证据进行技术鉴定,予以排除;他们之间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从没有仲裁的约定。

稍后,康某还向天津仲裁委提交了固阳县公安局关于李某等5人为王某做虚假证言的证据。

然而,2015年11月25日,天津仲裁委还是根据被指伪造的《补充协议》,也不采信来自固阳县公安局关于李某等人的虚假证言的新证据,作出支持王某的仲裁。

2016 年,王某拿着仲裁书,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包头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康某以为,王某在伪造的《补充协议》上写着“若发生争议,由天津仲裁委仲裁”是因为她在天津仲裁委有熟人,她自己老家也在天津。到了包头中院就好了,自己只要据理力争,包头中院绝不至于作出错误的裁定。

于是,康某向包头中院提出执行异议,指出王某提交的《补充协议》是伪造的,双方从来没有签订过《补充协议》,也没有约定过仲裁,仲裁中王某的证人证言也是虚假的,天津仲裁委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仲裁更是错误的。

出乎康某意料的是,2017年7月5日,包头中院作出(2016)内02民特5号《执行裁定书》,支持王某的强制执行申请。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康某依然不屈地抗争,投诉。

2017年8月1日,包头几位人大代表了解到本案,找他核实情况后向包头市人大作了汇报。包头市人大常委会研究了案情,察看了证据,向包头中院发出《司法案件转字(2017)第1号包头市人大代表监督司法案件交办函》(以下简称人大交办函),对本案行使监督权。

人大交办函提出的证据问题

人大交办函向包头中院重点提出两个证据问题。这两个重点证据问题也是之前康某反复向天津仲裁委和包头中院提出的。

一、关于伪造的《补充协议》

这份《补充协议》是天津仲裁委和包头中院作出上述裁决和裁定的关键证据,疑点多多:

1.王某在仲裁庭审中声称,《补充协议》第三条最后一句“最迟不得超过 2012 年底付清”,是她与康某达成合意后添加的。对于“达成合意”四个字,康某和天津仲裁委均不认可。当康某要求对书写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时,王某不得不承认,这句话是她“自行添加”的。

2.《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是2010年11月8日,《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却是2010 年 6 月 30 日,本该出现在后面的《补充协议》怎么跑到前面去了?这真是王某所说的“笔误”吗?即便真的存在一份2500万元标的的协议书,无论是王某在起草时,还是王某、康某在签订时,为什么都没有发现这个“笔误”?天津仲裁委和包头中院为什么一直不同意对《补充协议》进行鉴定呢?

3.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尾款高达2500万元,天津仲裁委认为对于如此巨大数额债权的放弃仅以口头形式达成合意,而不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与常理不合。可是,2500万元占比不到全部 11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的 23%,双方又是好朋友,为什么不能达成口头协议呢?而且,同样是2500万元的巨款,对于《补充协议》落款时间的“笔误”,天津仲裁委却不觉得“与常理不合”。天津仲裁委为什么对两个相似的问题运用相悖的逻辑进行推论?

二、关于虚假的证人证言

包头市固阳县公安局在侦查另一起案件时,无意中掌握了对康某有利的证据。

这些证据证明,李某受王某指使在天津仲裁法庭作以下虚假证言:2015年5月26日,李某的虚假证明材料是按王某提供的底稿打印的;2015 年7月6日,李某到天津仲裁法庭作假证的费用全部由王某提供;在天津仲裁法庭作证前,李某不认识康某,也没有替王某向康某追要过股权转让尾款;王某生怕伪造《补充协议》的真相被揭穿,才伪造“没有停止过追要尾款”的虚假事实延续仲裁时效……

这些证据足以推翻天津仲裁委原本就没有客观证据或者只有上述疑点证据而认定的事实,也足以让人们作出《补充协议》系王某伪造的内心确信。这些证据,后来都被依法调取到包头中院了。既然如此,包头中院为什么既不作这样的内心确信,又不对《补充协议》进行技术鉴定?

中院如何对待人大的监督

2017年8月1日包头人大向包头中院发出的《监督司法案件交办函》,是包头人大第一次以正式发函的方式,就包头中院的案件审理进行司法监督。该交办函要求包头中院尽快答复。可是,交办函发出四个月零二十七天,包头中院才答复。

以下是中院书面答复的大意——

一、《补充协议》作为天津仲裁委定案的主要证据存在明显瑕疵,说明王某为了使案件不超过仲裁时效,存在伪造证据的可能。天津仲裁委能够通过司法技术鉴定确定证据真伪却不对相关证据进行司法鉴定,没有穷尽确认证据的所有手段。

二、在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天津仲裁委仅凭证人证言确定案件基本事实的裁决并不严谨。其次,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证言的真实性存疑。证人李某在固阳县公安局的供述完全推翻了其在天津仲裁委的证言,并且承认受王某指使在天津仲裁委作了虚假证言。

三、我院对康某提出的证人证言真实性等相关证据未做审查。

四、我院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等其他问题。

包头中院最后总结到:天津仲裁委对未超仲裁时效的认定依据不足。我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对固阳公安局侦查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证据材料未作审查,对案件实体部分审查不当,对该案的审理也存在质量瑕疵。

既然如此,看来包头总院就要纠正错误,中止执行了。不料,在最终给人大答复的处理意见上,包头中院把皮球踢给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内蒙古高院):“我院2017年12月22日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案件存在问题及情况呈报给内蒙古高院执行局,并建议内蒙古高院执行局依法启动执行监督程序。”

包头人大难以接受包头中院这一处理意见,对本案保持着持续的关注。

2018年6月26日,包头人大再次给包头中院发出《监督司法案件进行跟踪督办的函》,要求包头中院在一周内答复。面对包头人大的第二次发函,包头中院在限期超过三天后简单答复:“已报请自内蒙古高院研究室审核,待有结果后向市人大内司委报请。”

后来,包头人大给人大代表的监督反馈文件显示,包头中院这次答复后又陷入沉默。

2018年10月底,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包头进行调研,包头人大专门就该监督事宜向调研组进行了汇报。

2019年1月,包头中院再次答复包头人大:“根据内蒙古高院的答复意见,鉴于该案件已经穷尽了所有法律救济程序,且内蒙古高院多次要求加快对该案的执行进度,经审委会研究,决定对本案继续执行。”

至此,包头人大历史上对一次对法院的监督权的行使,以失败告终。

同年6月,包头人大为了保卫人大的司法监督权,请示由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协调内蒙古高院启动对本案的监督程序,至今没有回音……

就人大与法院的关系问题,康某的代理律师李亚童表示——

第一,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且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对于上下级法院,法律虽然也定位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法院应当优先向产生它的同级人大负责。

第二,对于包头中院作出的(2016)内02民特5号《执行裁定书》,包头中院完全可以自行纠错,根本不存在“穷尽了所有救济程序”,因为《民事诉讼法》第198条规定,各级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如认为有错误,可以通过审委会自行启动再审,而不是像包头中院所说的必须通过上级纠正。这种答复明显属于推脱责任。作为司法机关明确知道自己错误的情况下,如果法律不让自行纠错,岂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司法公正原则?

第三,包头中院给人大的答复本身还存在多处无法回避的问题:中院一方面说本案已经穷尽所有救济程序,言外之意是上级法院无权干涉,另一方面又说上级法院多次要求加快执行,岂不是矛盾?上级法院从来没有审理过本案,是依据什么要求下级法院加快执行的?“多次”要求加快执行是多少次、什么时候?为什么之前一直在等待上级法院的消息,一下子等来了这么“多次”?下级法院是否如实反映过本案的问题?如反映过,上级法院对这些问题怎么评价?是不是在明知存在这些问题的情况下仍要继续执行?

李亚童律师最后说,人大监督法院,包头的第一次,不能就这么草草收场。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即将举行。将有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以本案为例证的议案,以切实落实人大对司法案件的监督。可以相信,这样的议案一经提出,即会产生巨大的反响。记者 何华

来源:http://www.hxxkw.org/dujia/rdxw/1024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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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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